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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州娱乐松山战役中国以优势兵力惨胜日军阵地堪称杰

资料图:炮火摧毁的日军营舍
阵地遗址

  冰点特稿:一场战争的两种纪念

  本报记者 林天宏

  在沉寂了60多年后,仿佛在一夜间,松山被越来越多的人记起。

 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前后,每天都有数千名旅游者来到这座位于滇西边境、原本默默无闻的大山。狭窄的山道时常被数百辆汽车堵得水泄不通,当地政府不得不派出几十个交通协管人员来维持秩序。

  这股突如其来的旅游热潮,是因为一部名为《滇西1944》的电视剧的热播。电视剧的原型,便是1944年发生在这里的松山战役。

  当年5月,为了打通中国抗日战争的生命线——滇缅公路,中日两国军队在这座面积18平方公里的大山里厮杀了近百天。中国远征军以伤亡7763人的代价,全歼据守的1300名日军。这次胜利还有另一个非比寻常的意义,这是抗日战争以来,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。

  电视剧唤醒了人们对这块旧日战场的记忆。旅游者们戴着旅行社统一定制的太阳帽,撑着遮阳伞,跟在手持小旗的导游身后,在密如蛛网的交通壕、弹坑和掩体中穿行,并不时停下来拍照留念。

  当然,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,松山不仅是一处景点。

  2009年年底,松山所在的龙陵县政府,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工作队,开始对松山战役的战场遗迹进行大规模普查。他们通过勘测战场、走访见证人、寻找史料、征集文物等方式,试图从各个角度来拼接和还原这场惨烈的战役。

  如今,随着普查工作的展开与深入,人们讶异地发现,松山就像是一座还未找到现实出口的战争迷宫,隐藏着太多的故事与细节,太多的悲哀与感慨,太多的疑问与谜题。

  阵地

  来松山的许多游人,手里都拿着一本名叫《1944:松山战役笔记》的书,它被称为“松山旅游最好的导游手册”。提起这件事,书的作者,同时也是这次普查工作的总顾问余戈“颇有成就感”。

  余戈的生活原本与松山没什么关系。他是北京某部队杂志社的编辑,平日里就是一个军史爱好者。在一次阅读史料的过程中,他开始对松山产生好奇,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比较,这都是一场实力相差极其悬殊,结果却出人意料的较量。

  参加战役的日军最高指挥官,只是一个少佐(注:相当于少校),而中方阵营中,仅将军就有数十名,校官更是不计其数。

  守卫松山的日军大约1300人,其中有300多名伤员,没有空军,火炮很少;而中方参与战斗的部队先后达到了5万余人,多半是身经百战的老兵,士气高涨,还有着绝对优势的制空权与火炮。

  日军将松山称为“中国大陆上最为遥远的阵地”,他们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孤军作战;而中方动员了数千名当地民工,还有数百辆美式卡车通宵达旦、源源不断地送来后勤补给。

  可是,有着压倒性优势的中国军队,却在松山上苦战了近百天,中日双方的伤亡比率高达6∶1,从军事学的角度来说,可谓“惨胜”。

  “总结历史,不能总找些对你有利的东西,那叫哄自己开心”,余戈说,“我想知道松山究竟发生了什么,为什么中国人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。”

  2004年9月,余戈第一次来到松山。当那些保存十分完好的阵地遗址出现在他面前时,这个现役军人感觉到了“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”。从那时起,他先后4次造访松山,将松山战役近百日的战况,一天天梳理出来,最终完成了这部包括880条注释、34幅图表、参考文献达115部的45万字作品。

  今天,如果你也是第一次来松山,完全可以体会余戈当年的那种心情。

  从Google提供的卫星地图中寻找,由北向南流下的怒江可以作为参照物。当你找到横跨怒江的惠通桥,在其北侧紧傍的一座大山即为松山,这是当年滇缅公路上的咽喉要道,西方记者将其称为“东方的直布罗陀”。

  如今,在这座最高海拔2200米的山峰上,各种战壕、掩体、明暗火力点和地堡残迹,隐藏在漫山遍野的松林中,被肆意生长的蒿草掩盖,蜿蜒曲折,密如蛛网。许多阵地遗址棱角分明,就像是昨天才刚刚挖掘好。时间久了,你甚至会产生眩晕的幻觉,仿佛能够嗅到某种硝烟、泥土与腐肉的混合气味。

  可以说,松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战场遗址之一。在这儿,战争的历史与现实重合得如此完好,以至于只要拿着当年中日两军的攻防地图,就可以找到大多数地方。

  根据史料记载,到1944年5月,日军在松山的滚龙坡、大垭口、松山、小松山、大寨、黄家水井、黄土坡及马鹿塘等战略要地,修筑了7个据点群,每个据点群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,四周又有数个子堡拱卫。

  堡垒由3层结构组成,第一层是圆木,中间是30毫米的钢板,最外层是盛满泥石的汽油桶,桶外再覆盖上厚厚的沙土。日军曾经做过试验,用500磅的重型炸弹轰击这些坚固的工事,内部人员只能感觉到轻微的震荡。

  守卫松山的日军,是第56师团下属的113联队。这些来自九州福冈的士兵许多出身矿工,他们用两年时间几乎挖空了整座松山,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,如同大型蚁巢。其庞大复杂的程度使日本人也承认:“就连我们自己人,能走遍所有松山阵地的人也寥寥无几。”

  不仅如此,这支部队还是日军中的模范,在缅甸方面军一年一度的军事大比武中,它一直保持着步枪射击、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3项第一的成绩。

  “作为一个中国人,我有自己的民族感情。”余戈承认道,“但作为一个军人,我不得不尊敬这样的对手。”

  这样的判断,也得到了另外两名中国军人的认同。

  2010年3月9日,为了辨清这些阵地遗址的具体形态与功能,余戈特意请来了两名军事专家——昆明陆军学院原副院长肖智林,国防大学工程兵学院野战筑城教研室主任施卫国。

  这两个人都参加过上世纪80年代的南疆作战,对于阵地研究又是老本行,但眼前这片遗址,还是令他们时不时地发出惊叹声。他们把这片阵地称为“军事建筑学上的杰作”,肖智林甚至半开玩笑地说:“即便是今天的解放军,也未必能构筑出如此标准的犹如教科书一般的阵地来。”

  这天傍晚,普查队一行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,欧博百家乐,正往山下走,眼前的一轮落日,正缓缓从地平线上消失。这不禁让余戈想起,在许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录里,都提到松山战场上的“残阳如血”。

  “这些真实的阵地与场景,本身就有‘戏剧性’,是任何影视剧编不出来的细节。”余戈感叹道,“当你把研究的视角缩小,总会发现历史与现实间存在的种种巧合,这些相互交织的细节,特别打动人。”

  死者

  很多年以后,戈叔亚依旧记得,自己第一次见到松山战场的阵地遗址时受到的惊吓。

  那是20多年前,出于对这段隐秘历史的兴趣,还在昆明一家公司上班的戈叔亚独自来到了松山。当他精疲力尽地爬到山顶,猛然展现在眼前的场景,吓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,半天爬不起来。

  在那个有着温暖阳光的午后,在那片寂静无人的松树林里,当年的战壕和弹坑清晰可见,上面长满了茂密的野草。偶尔有微风吹过,野草微微晃动,戈叔亚仿佛看到,一个个正做着战术动作的日本兵正向他扑来。

  他一刻也不敢再待下去。在慌慌张张下山的路上,他甚至还产生了某种幻觉,脚下那些密如蛛网的战壕里,仿佛有着一具具戴着有飘带的日本军战斗小帽的骷髅,正伸出一只只没有皮肉的手,来抓他的脚。

  戈叔亚的第一次松山之行,就这样演变成一场彻底的逃窜。

  至今,这个现年56岁的云南民间学者,已经先后来过松山30多次,他和余戈一起,担任这次松山战场普查的顾问。在这座被炮火耕犁过无数次,浸透了近万人鲜血的大山里,他有着自己的感触。

  “因为我那样丢人地逃跑过,所以我更可以想象,当年我们的父辈,迎着日军坚固的阵地和密集的火力网,仰着头冲上山时的心情。”他说。

  的确,无论是参加过战斗的老兵,还是见证过那场战役的乡民,当他们向普查队的工作人员回忆起那场惨烈的战役时,死亡都是永远的主题。

  在那个年代,中国士兵的单兵作战装备十分落后,他们穿着粗布制成的灰色军服,穿着自扎的草鞋,没有钢盔,虽然刚刚配发了新式的美式武器,但大多数士兵在开战前还不懂得该怎样使用。

  不仅如此,对于山地进攻作战,中国军队也缺乏足够的经验。此时正值滇西的雨季,阻扰中国军队向日军阵地冲击的,除了密集的火力、连绵不绝的铁丝网和地雷阵,还有滂沱大雨和泥泞的山路。

  住在松山青木寨的杨德方,松山战役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。他和许多当地农民一样,为中国军队运送弹药、食物,抢救伤员和埋葬死者。在老人的记忆中,中国士兵在进攻时,似乎不懂得隐蔽自己,“洋号一吹,他们一窝蜂地叫喊着往上冲,日本人机枪一扫,他们像柴垛一样一片一片倒下……”

  不过,正如美国人说过的那样,“中国士兵的吃苦耐劳是第一流的,只要有良好的装备和训练,可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媲美”。在松山,中国军队显露出了令人赞叹的顽强与勇敢。

  崔继圣,是当年主攻松山的中国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三团的代理副团长。老人向戈叔亚回忆,松山的许多阵地,都反复经过多次争夺,中国军队前仆后继,付出极大代价。他的步兵团担任主攻松山主峰任务,战前有1600多人,完成任务后,仅存200多人。

  崔继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战斗,是团部组织了一支敢死队,每人发法币5000元,如果拿下阵地,再发5000元。在当时的昆明,一碗米线的价格是20元法币。

  钱用蓝色的布包包好,敢死队队员们把钱背在背上,流着眼泪向日军阵地出发了。过了一阵,消息传来,敢死队占领了阵地。随着后续部队上去的崔继圣,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。

  钞票和包钱的小蓝布包撒满了整个阵地,双方士兵的尸体层层叠叠,许多扭在一起厮打的士兵还在呻吟和蠕动。活下来的士兵,在不断地踢打日本人的尸体,甚至用枪托砸,用刺刀扎,一个士兵扎着扎着,突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,因为他的全家都被日本人杀死了。

  在清理战场时,士兵们还发现了一具日本军官的尸体,躺在一个炸开的地堡里,一脸络腮胡子,双手绑着绷带,右脚的大脚指头,还紧紧地扣在一挺机枪的扳机上。人们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,注视着这个可怕的对手。

  在昆明一家公司当看门人的洪绍坤,当时是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训练教官。松山战役结束后,司令部派他和几个参谋到前线,清点和收集松山战斗中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,并及时上报。

  老人向戈叔亚回忆,车子还没有到山脚,一股浓烈的尸臭味就扑鼻而来。一个战斗部队的军官带着他们,沿着大垭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山,几个大兵走一路哭一路,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东西,“第一是尸体,第二是尸体,第三还是尸体”。

  沿途,到处都是还保持着临死时各种姿态的尸体,以及被炸飞的残骸。活着的士兵,胡子和头发都长得吓人,有些人在尸堆中走来走去,收集枪支,寻找失踪者或活着的战友,更多的人麻木地坐着,在一面破烂不堪的青天白日旗下抽烟和发呆。

  洪绍坤在松山住了一个多星期,每天都听到推土机“突突突”的声音。那是工兵部队在掩埋尸体,他们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到挖好的大坑里,不辨认遗体,不清点人数,也根本不登记死亡名单。有时候,尸堆里还会发出呻吟和蠕动,司机就停下来,拉出还活着的人,然后再继续干活儿。

  战后,在松山,流传着各种版本的闹鬼故事,九州天下现金。一个当时在滇缅公路开车的司机向戈叔亚回忆道,当时所有的车队,都不敢在夜里过松山。因为据说每逢夜里,山上总会传来阵阵叫声、哭声和歌声。有中国人,9州体育博彩平台靠谱吗,也有日本人的,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。

  “松山,中国人是胜利了,可胜得这样凄楚;相反,日本人是失败了,却又是败得那样悲壮。我该如何赞美这个在人力物力上占几十倍优势,却付出了难于启齿的代价才取得的惨胜呢?”在一篇文章中,戈叔亚这样感叹道,“这场战役,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纪念碑,它记载了中国军队的荣誉与耻辱,喜悦与悲伤,丑陋与美丽,胜利与失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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